3月1日，互联网法律论坛第3期——惩治制假售假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召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表示，97年刑法设立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入罪的标准上有很大的完善余地。“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个死数字，在实际办案中有时很难进行换算，在入罪的情形方面应该抛弃‘唯数额’论，可以考虑再加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件数等情形。”同时建议对制假售假的犯罪人应禁止缓刑的适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新
王新教授表示，比照打击“酒驾”的思路来打击制假售假，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这说明假货已经引发了全社会的严重关注。但从刑事立法上讲，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对于制假售假，现在的刑事立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罪名体系，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节罪名，以及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诈骗罪等众多的个罪名。既然立法和罪名已经够用，就不需要简单地再增设罪名，关键是结合新形势的变化，对一些过时、过缓的条款进行修正完善，并严格执法，将既有法律的惩戒性用足。他以打击制假售假的基础性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该罪是97年刑法制定的，入罪标准在刑法第140条被确定为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具体的‘死数字’，快20年未进行调整，现在看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借鉴之前几个刑法修正案对逃税罪、走私普通货物罪、贪污受贿罪的修改思路，将这个‘死数字’修改为弹性的‘数额较大’。另外，目前的打假形势日新月异，在实际办案中很难换算销售金额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件数等。只要达到一定的件数，就不需要去折算成销售数额，可以直接刑事立案。”再例如，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设立了从业禁止制度，但是禁止的期限为3年至5年，这对许多制假售假分子的威慑力不够，能否在立法上考虑加入终身禁止从业的档次。
鉴于制假售假的严峻态势和危害性，为了指导全国的司法实践，王新教授认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有必要联合出台司法解释，对实务中诸如共犯、明知、证据、管辖等认定难点进行规定，这种思路恰如在去年全社会呼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大背景下，“两高一部”与时俱进地在2016年12月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另外，王新教授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对制假售假的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比重太高，阿里巴巴披露的数据显示已经达到79%。“判了缓刑，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继续干。”因此，他建议对于制假售假的犯罪人，应当严格限制，乃至禁止缓刑的适用。同时，需要建立制假售假者的黑名单制度，制售假者一旦进入黑名单体系，将彻底地从市场当中排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