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互联网法律论坛第3期——惩治制假售假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造假分子“前仆后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高艳东
在论坛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
首先，要树立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明确假货就是品质中国的鸦片，要推动向假货开战的打假政策，纠正“假货促进地方经济”的误区，明确“假货损害中国形象、违背民族利益”的正确观念，培养“造假可恶、售假可恨、买假可耻、用假可笑”的社会风气。
其次，在打假机制上，要从公安为主变成全民皆兵。长期以来，打假主要靠公安力量，限于警力不足、取证困难，只能做到抓大放小，形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局面，制假售假分子采用游击战术，制假窝点不断变换、规避措施日趋狡猾。对此，要多方联动，充分发挥消费者打假的动力和激情，释放民间动力。
打假要形成合力，多方参与，立体打假。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社会机构、商业平台、消费者各方都要参与其中，只有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
再次，提高违法成本，让造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对逐利犯罪，应当让其在经济上无利可图。在刑法上，目前的罚金标准还没有达到让造假者无利可图。刑法规定，对制假售假最高可处以销售金额2倍的罚金，这种类似于“额外税收”的罚金额远远不能震慑造假者。应当取消倍比制罚金，直接规定“并处罚金”，由司法解释根据销售数额、制售次数、危害后果等不同情况设定高额罚金。
在提高罚金总额的同时，可以参考国外“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刑事责任之外，对制假售假者施加高额的民事责任，假货的赔偿数额不以消费者损害、产品价格为基础，而以企业的营业额为基准，让造假者一次造假，终身负债。
建立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活民间打假动力。目前消费者的维权收益远远低于维权成本，普通公众买到假货，往往不了了之。如果引入惩罚性赔偿，将扭转这一局面，会形成全民乐于打假的局面。此外，提高假货赔偿额、增加维权收益，还可以促进打假领域维权律师的成长壮大，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从立法层面，刑法要从唯数额定罪论，转向定罪标准多元化。刑法惩治假货的相关条文远远落后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例如，目前《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标准是“销售金额5万以上”，这个标准落后于打假的实践需要，以销售数额作为唯一定罪标准，给很多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如货物、商标分离，分散生产、售前组装，定制化生产假货而不囤货。
在立法修改时，应当参考财产犯罪的修改模式，将假货犯罪的定罪标准从一元化变成多元化。将多次制假售假、影响恶劣、受到过处理而再次制假售假等情形，同时作为定罪标准。多元化的定罪标准可以适应当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有效地、全面地打击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打假即将迎来历史性时刻，中国正处在打假的最好阶段。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加深，要求驱除假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日益需要高质量的商品。同时，反腐、扫黄等成功经验证明，只要国家统一部署，向假货开战，假货将很快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再不打假，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