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背锅李达康、老谋深算高育良、执着反腐侯亮平……在《人民的名义》热播的同时，监察体制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改革过程中的法律问题更是吸引我们法律人的关注。2017年4月18日晚，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宪法议题概览”为主题的讲座在之江校区5号楼206室举行，讲座由我院副教授郑磊老师主讲，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田业主持。本次讲座系浙江大学第十六届法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同时也作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分党校2017年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辅导报告。
郑磊老师在宪法领域对监察反腐有着深入研究。在近两小时的讲座中，郑老师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宪法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风格幽默的演讲，使同学们对与监察体制改革有关的修宪问题有了基本了解。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郑老师首先对十八届六中全会、《改革试点方案》、三省试点、改革日程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帮助同学们基本了解监察体制改革与修宪的背景，并且指出，不管是从政界反应还是学者评述来看，监察体制改革都是一项“大手笔”的改革。
在主题部分，郑老师从宪法角度探讨了宪法修改的“幅度论”与“时机论”这两大问题。
修宪的前提性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修改宪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监委会作为一个顶层机构，其增设必须寻求宪法依据。因此，为了保证重大改革于宪有据，必须创制相应规定。修宪必要性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对于修宪的具体时间则仍存在内部分歧，如韩大元等学者支持事前修宪，即在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铺开前完成修宪，而马怀德老师等持事后修宪的观点。
“幅度论”讨论的问题是宪法应大修还是小修。在以往的修宪中，“主体言释”是常态，即“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可大修可小修的小修”，而此次修宪却出现了“集体言修”的情况。究其原因，仍是从改革“大手笔”这一特点出发，在改或不改这个问题上已经超越了争议。对于修宪和释宪的关系，郑老师的观点是“修宪主导，两者协同”。虽然修宪在改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具体议题上仍有选择修宪或释宪的空间。
针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与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否产生了冲突、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如何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融贯起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会否熔断司法改革等问题，郑老师以《宪法》第129条为例，详细讲解了释宪在改革中的作用。对于129条，关键在于解释“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监察职能”。通过对不同学者观点的介绍和分析，郑老师提出，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融贯可以被描述为，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关系下，形成以检察为中心的检警关系和以监察为中心的职务侦查关系。检察机关的中心地位既可表现为亲自办案侦查，也可表现为监察，因此即使设立监察机关，也不会动摇在监察机关之后仍有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是其“监督机关”的应有之意，而监察机关的核心地位则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体现。经过如此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与六中全会的精神得以融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司法改革是强化而非熔断。
此外，郑老师还讲述了“时机论”，即宪法应早改还是晚改。从理论上讲，宪法应该早改，但在国家转型的初期，“良性违宪”并不罕见。郑老师认为，“良性违宪”是一种历史困境，这一页早已被翻过，正确的做法是事前确认、法律引领。
在“幅度论”、“时机论”之后，郑老师又结合自己的论文，对宪法修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其中包括监委会对民主集中制的影响、监委会和人大互相监督及分工的关系、监委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监委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监委会自身的组织原则、组织体系及法律保留、命名等具体问题。修宪的任督二脉在于横空出世的监委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国家机构的分权制衡的结构性探索如何展开、何建构起监委会这一新机构并对其进行制衡，是改革和修宪的两个核心问题。
最后，郑老师以一句简单而深刻的话结束本次了讲座：“改革凭鱼跃，法治定乾坤”。在讲座后，同学们继续就感兴趣的话题向郑老师提问和探讨。
文：许梦姣
图：朱乙丹
审稿：柯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