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4日,西澳大学法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部“新时代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外方专家�文澜讲席教授(兼)邵科教授来访我院,在之江校区5号楼206会议室开展了题为“法律东方主义:中国文化与晚清中美知识产权争议”的报告。何怀文教授主持此次沙龙。
邵科教授先就此次报告的题目进行诠释,指出晚清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争议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主导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诸多问题。当时的中国出于对强者通过知识产权来控制弱者获取知识品及创新基础渠道的担心,采取了保护中国人自己的专利、版权,但不保护外国人在华专利、版权的态度。邵科教授认为,晚清中外知识产权的分歧,至今仍是全球知识治理发展议题矛盾的中心。晚清、日本、美国,以及同时代的荷兰、瑞士等国,以及之前的英国、德国等,对知识产权的态度,都是实用主义的,反应的是一种强势的知识产权财产权和实用诉求之间的矛盾。更值的注意的是,晚清至民初的中外版权和专利争议中,零星地出现了中国人的一些思维方式,却未表达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对晚清中国提出知识产权跨国保护要求之时,却强势地运用了美国的文化。邵教授指出,未来的全球不能仅仅是西方强势知识产权和实用主义反抗这两个互害的角色,中国文化应当担当成为第三个角色,也就是积极的、正面的角色,以为共赢、互惠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深远的灵感。
在沙龙的交流阶段,何怀文老师针对中国被迫加强知识产权制度这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指出,无论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知识产权协议,还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知识产权协议,都是在Trip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近年来,国内很多企业都在说要加强知识产权,因此中国并不是被迫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而是自身选择加强知识产权制度。
大家还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和国家商业、文化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限制商业的发展?何怀文老师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专利保护其实是为没有任何权利支撑的人提供了支持,从国家内部来说,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很合理的制度,并以青霉素没有专利保护导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为反例。
沙龙在大家的激烈的讨论、思考中顺利结束。邵科教授的报告让同学们开阔视野,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思维碰撞的美妙,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
供稿/孔羚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