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初夏，之江月轮，夜幕初降，光华主楼，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莅临法学院，为师生带来一场学术盛宴——中国民法典编纂的重大疑难问题。
主楼会场，光华法学院副院长周江洪教授担任主持；陈信勇教授、韩家勇副教授、郑磊副教授、章程老师，及学院博、硕、本科生，到场聆听。
王轶教授就“民法典编纂”的主题，从三个关系的角度切入，展开论述。
其一，是上下关系。
谓其“上”者，即民法与宪法关系之调适。就此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对民法有何积极影响，及其限度所在？在此方面，问题之核心在于，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在中国有无采纳之必要与生存之空间？王轶教授认为，所谓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固然在德国、日本已有充分体现。其典例者，比如德国1958年“吕特案”中，德国宪法法院即经由宪法基本权之管道，实现私法人格权保护之效果。在日本，其和平宪法对于私法主体人格权的充分关注，亦体现了上位宪法对于下位民法人格权的积极影响和渗透。另须承认，我国1982年宪法，在2004年修宪中，亦于第13条第1款就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做出规定。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已经专设民事权利一章，就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做出详细规定和全面保护。基于此，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我国已由《民法通则》予以落实和具体化，也就没有必要再移植异域的“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的理论。
二是，民法对宪法应当怎样回应？在此方面，最应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语境下的民商事司法裁判，可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规范依据？王轶教授认为，应予否定。因为，现有规范框架下的民事权利，其功能实如门户网站，也就是说，一个权利的名号与外观之下，本可覆盖诸多利益因素及其类型。即便曾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甚有影响的“齐玉苓案”，亦遭废止命运。而“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中的宪法身影，终亦落实为《合同法》第53条。况且，我国现行民法法律规范体系中，均未列出宪法作为民法之法律渊源。由上可知，民法对宪法的回应，应限于将其作为立法依据，而非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谓其“下”者，即民总与分编关系之建构。就此问题，中国立法者已决定，我国民法典需要采用总分结构，并制定民法总则。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何种条文，方可作为民法总则的组成部分。王轶教授认为，条文之进入民法总则，需要具备如下资格：一是，作为提公因式的结果，并可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所谓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意在区隔“民法总则”与“民法总论”，因为后者纯属理论建构，难以径为裁判依据，故亦不宜纳入民法总则。二是，作为立法技术的剩余。这在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中的典型体现是：取得时效制度、或有期间的规定。
其二，是左右关系。
论“左右”者，即民法自体与其周边相邻法律部门关系之协调。就此问题，包含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民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在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上，根据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商法应当遵循民法基本原则，同时需贯彻商事自由、等价交换、交易便捷的精神。而我国合同法总则，也融入了浓厚的商事色彩。鉴于商人群体在推动民法规则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故我国民法规范，应当尽量反映商事交易的规则。至于商事登记应否进入民法总则，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应当交由商法学界的讨论决定。
在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上，主要关涉知识产权法应否纳入作为民法一编。对此，学者之间，肯否并存，应当交由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决定。
在民法与社会法的关系上，尤须考察：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与互换性之假设，是否已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全面丧失无存？王轶教授认为，并非如此，否则，民法本身即已再无存在必要，而应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实则，即便遭受侵蚀和冲击，但作为民法典安身立命之根本，平等性与互换性之假设，其核心精神依旧岿然。
其三，是前后关系。
关系之“前”，即回应历史：中国民法典，应以何种态度，对待拿破仑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这两部法典编纂史上的黄钟大吕？
王轶教授认为，中国的民法典，应当应对中国本土的问题，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精神，承载中国自己的立法哲学；而非止步于对法国民法典或德国民法典的简单移植。为此，诞生于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必须回答如下问题：（1）民法典，怎么看待“人”？（2）当今经济发展，已进入协作模式。民法典，怎样充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3）人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建构？鉴于中国历来缺乏“社会”一环，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带，故此，民法应当推动社会的生成、发育和壮大。例如：法人团体的设立上，应采准则主义为原则，核准主义为例外。（4）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哲学上，中国民法典应当坚守如下原则：国家不能出场时，不应介入；国家应当场时，不能缺席。（5）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法国民法制定时，尚属农业社会；德国民法制定时，也只是工业社会初期，均无思考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之迫。但中国民法典之诞生，初即身处环境问题深重的21世纪，不得不有以回应。对此，我国物权法关于准物权的规定、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侵权的规定，均体现了对此问题的积极应对。由此可见，中国民法典之异，源于所须回答的问题之别，并非刻意制造距离。（6）中国民法典，应当寻根溯源，重视“家”、“户”的民事主体地位。（7）中国“编纂”民法典之用语，实则内含深意，因为我国各民事子法部门，均已齐备。再者，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有效经验，亦应体现于民法典规范中。
关系之“后”，即面向未来：中国民法典，如何紧抓时代脉动，采用先进体例，以飨未来发展之需要？
王轶教授认为，中国民法典之，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而立法者亦已肯定性地作出政治决断，这足以体现中国民法典对于新时代的回应。另外，民法典规则不应太过琐碎，而应留下足够的解释空间，如此，方可确保其足够的生命力。
最后，王轶教授指出：中国民法学界的自主意识，已经觉醒。当前，我国身处制定民法典的最佳时机。路漫漫其修远兮，法律人共同体，当积极进取，上下求索，为中国民法典大业之实现，贡献力量。
讲座结束，各位老师与同学热烈讨论，积极提问并发言。王轶教授亦一一回应，细致作答，会场互动效果良好。大约9时一刻，讲座结束，宾主离场。
刘洋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