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17-11-16 点击次数：970
简介：徐煌，1924年12月生，江西临川人，1945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现居住杭州市临平。参加工作后，先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离休后负责整理《杭县志稿》出版。参加《余杭县志》编写，负责军事等部分编写工作。曾任浙江大学校友会余杭分会秘书长。
2017年11月15日，正是深秋时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郑春燕教授、发展联络办公室老师费善诚以及2015级学生高同学一行三人来到杭州市临平看望法学院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老先生，并为其带去了母校的亲切问候与关心。
源于一封回忆信
2017年5月迎来了浙江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校友齐聚浙大，共同为母校庆祝。这时，法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老校友的特殊的信件，信里详细回忆了光华法学院创办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由于种种原因，徐煌校友不能来到浙江大学校园为母校庆祝，他感到十分遗憾。
刚进徐老先生的家，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书香气息。古朴的家具，满墙的字画，和谐而又整洁。看到徐老先生的第一眼，完全不能将他与93岁高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虽已过鲐背之年，徐煌老先生依旧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图为郑春燕老师为校友介绍目前光华法学院的基本情况
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
提起自己在浙大的求学经历，徐煌老先生那双被岁月的沧桑深深埋藏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光彩闪过，那光彩流转着，似乎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在校时光。他所讲述的那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苍老的声音带着些许激动与兴奋，带着外人缓缓地走进了那个未曾经历的时代中。徐老介绍了当初浙江大学建立法学院的背景、遇到的困难以及被迫解散的经过，丰富了在场所有人对浙大过往的认识。
徐煌老先生说，近些年来与很多校友失去了联系，大多人因为年事已高，病痛缠身，卧床不起；有的甚至已经仙逝。他的话里带着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与无奈。徐老先生还送给我们他写的书作为留念。
在依依不舍的握手中，此次拜访圆满结束，大家一起留影纪念。郑春燕老师邀请徐煌老先生有机会来之江校区看看母校。希望来年春暖花开时，徐老先生能来寻找他年轻时候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祝福徐煌老先生，祝他身体健康，益寿延年。
文：高宁
附徐老先生给浙大的信：
回 忆
——庆祝浙江大学成立120周年（双甲子）暨浙大光华法学院首任院长李浩培教授塑像揭幕而作
一
竺可桢校长民国25年（1936年）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北方以及东南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国民党教育部给浙江大学的指示是或就地解散，或与他校合并迁移。竺校长坚持单校独立内迁。一迁临安，二迁建德，三迁江西泰和，四迁贵州，称为文军长征。而且竭尽全力保护师生安全，同时又延聘享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教，在东南地区尽留下一所国立厦门大学，新创办在江西的中正大学，竺校长为了东南广大青年着想，还在浙江龙泉办立了一所分校。在艰苦的日子里，学校蒸蒸日上，有称为国内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校，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称所谓“东方剑桥”。竺校长深知，浙江大学只有“文、理、工、农、师范”五所学院，作为世界名校，似乎还缺少少许部门，特别是跨部门合作难以实现。可是在那抗战的环境下是一项难实现的目标，所以办好现存的院系已经是历尽艰难了。
时光突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个突如其来提前到来的胜利消息，让许多人都是难以预料的。竺校长心中增加院系，也可以实现。事情是那么巧合。1945年刚胜利，杭县律师协会竟直接向浙江大学提出请求增办法学院，以适应当时缺少法律人才的状况（原件现存浙大档案馆）这也表现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意愿与竺校长不谋而合，经过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批准，浙江大学法学院要开办了。
当时的情况，校本部在贵州，分校在浙江龙泉，杭州不仅日本兵尚未全部撤出，而且校舍残缺不全，暨缺教师，招生已过。竺校长精人的举动，真可以说“四面开花，全面铺开，齐步前进”。贵州、龙泉两地旧生在原地照常开学上课，一年级新生推迟到杭州报到学习。又开始重新招收法学院新生。这是需要多大魄力，多方面人才，各自独当一面去办。特别在杭州修整校会。仅仅几个月内将大学路北部即“绿洋房”多层教学楼和附属宿舍，食堂等修复。通过求是桥南大片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作为后一部分修理。这样可以容纳一年级新生教学所需。我是由江西保送来浙江大学学工的，当时教育部认为浙江大学远在贵州，当年未在浙江招生，将我分配到厦门大学去了，但是我已经到杭州，浙江大学允许我旁听，等教育部的通知。刚好浙江大学法学院招考新生，我也就报名参加考试，有幸录取，所以我在1945年10月终于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了。
办一所学院也非易事，主要缺少领导、缺少师资。总得把法律的课程开出来吧！当时只有一个从外国学成回国博士严仁赓先生，他学经济的。再将学校原开哲学、逻辑学、外语等其他院系来开课。竺校长找到了阮毅成先生。阮是留法博士，学法学的。他父亲阮性存是民国时期法学界的泰斗，大师级。原来庆春路西路即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性存路。由此可见并非一般人物。竺校长要阮毅成为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阮婉辞了，他当时已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同时挂靠在金华的英士大学，由他在杭州办了一所“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实际是为他个人储备人才。最后商量结果，浙江大学法学院只有另聘院长，他答应每周一天，来浙大法学院教一门《法学概论》。所以当时法学院真正的一门课是《法学概论》，其余学的是公共课逻辑学、哲学、外国语等等。但法学院总算是办起来了。真是不容易也。
二
一年以后，浙江大学法学院大变样了。我是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见证人。因为年纪大了，记心差了，但点点滴滴是令人难忘的，仅就知道的来讲讲。
1946年开学后，竺可桢校长聘请了李浩培教授来学校担任院长。他是武汉大学法律主任，竺校长是同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借用的，这个“只借不还”只是彼此之间客气话了。李浩培教授的履历不凡，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又从中央大学借来他校法律主任赵之远来担任浙大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还有一个在北京大理院担任过审判官来任教，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黄炳坤、周子亚等博士来校任课。杭州有名的徐家�大律师，以及蒋国节、施宏勋、高锡昌等几乎个个都是当时名师，当然不止这些，有些还记不起来了。真是阵容整齐，从黄炳坤开的比较宪法课，到周子亚的国际法，从赵之远的民法课到蒋国节的刑法课，所有课程都开出，一时开不出的，李院长则亲自上阵，真是教授是人才济济，极称一时了。
1945年招收学生是预定50名，开班后，却来了60多人，增加了十多名学生。这因是浙江第一次办法学院，有些文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感到读法律实用性强，毕业后找工作也较容易，所以转系的人就多了十几个。以后继续招生，稍有紧缩，1946年不到50人，1947年又下降，到了1948年更少到30人左右。招生减少，主要是为了提高学习质量。过去法律学界所谓“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也可以去比一比看。
弦歌不辍，方盛未艾，法学院是在为“东方剑桥”补正一块缺陷，使得“东方剑桥”更完美了。民国36年（1947年）又增设了医学院。
三
1949年，杭州解放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却得到了一块“停止”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李浩培院长反映，法学院不能停办，新中国今后需要懂法律的人才呵！可是他们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李浩培院长还讲，浙江大学以后总得要办法学院的。
1945年入学已经四年的，毕业了，除了全学院有十余名学生参加接管和院内地下党员都去工作外，毕业班学生进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下，自愿可以参加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工作（这些同学，后来基本上都享受县级以上离休待遇），其余可以到北京，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完成学业。或者在浙江大学本校转系读其他专业。这样的结果，参加浙江干部学校的有近百人，转学北京大学的大约有20-30人，都是二、三年级的。一年级的大多在本校转到其他专业去学习。
教师去向也很明确，有的自找门路，有的转校，李浩培院长调北京工作，高锡昌调北京大学工作，黄炳坤去了武汉大学，周子亚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赵之远好像去了复旦大学，施宏勋当了杭州市司法局长。东西南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浙江大学首次法学院，经过四年短短历史，也就这样消失了。
四
生命是顽强的，生生不息。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这场浩劫，浙江大学法学院这些老同志，不懈地努力，寻寻觅觅，终于联络到有110多位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与地址。上海叶树德和方为良热情创刊《代邮》，将这批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以及竺可桢百岁诞辰，李浩培院长莅临杭州，以及李浩培院长百岁诞辰等时刻在杭州聚会，真的不容易呀！还在玉泉校区树立了“法学院创建纪念碑”。可是时光过的太快，目前我在2016年时知道现在还在世的同学，大约还不到20人，而且多是有病缠身，卧床不起。其中在杭州的，也不过是陆净珠、杨荣昌、孙耀鑫、徐元、胡志桢、郑永年、周西林、贾祥校、徐煌等，在外地有北京杨寄吟、上海吴耀辉、武汉徐良泳等。已知仙逝的，22位，其余则无联系，生死未卜，包括在台湾七位。
据我所知，不过这些同志，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解放之前，在校期间就有地下党员邹槐、张昌平等人，中国民主同盟在全校十名，法学院即有七名（包括教师四名全在法学院）。邹槐解放后任西湖区区长。解放后，曾经由浙江省选派法学院同学十名往北京培训，回来在省高院或地方中院工作。徐煌与章全根被选送到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有的是北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有的由其他单位调至法院工作，计有18人以上。例如陈文浩在最高法院任审判员，杨寄吟任北京海淀区法院院长，杨荣昌等五人在浙江省高级法院任庭长、审判员等。另外在法学界如高铭暄在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成为刑法权威，参加刑法法典制定工作，谢瑞淡到杭州大学任教授，曹孔六到杭州大学任副教授。又如朱任天、方为良等五位在法律专门学校或者大学教授法律。还有如庄惠辰等在北京做大律师，吴耀辉任上海社科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章德龙任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等律师工作的约计四、五人。继续为法学工作达三十人左右，真是不简单。
其他方面，也值得一提：杨金鼎、谢瑞淡、曹孔六、叶炳炎、周西林都是大学教授，杨金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并在《汉语大词典》编辑12册中任第8册主编。现移居美国。即使不在学校任教，如徐元，成为诗人（解放前即在报刊上发表连载小说《夜莺日记》），著有《三余集》、《回文诗》等多部著作，为浙江省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阿章（原名郑春晖），早已成名的小说家了。
又王介南，对《洛书》有研究，著有文集四本，经中央电视台浙江台访问播发，新华社称为民间洛书大师，又是钢笔书法大师，现富阳。陆小曼曾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
五
后浪推前浪，光华日日长。正如李浩培院长所预言，今天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原法学院的基础上必须发挥更大的光辉。时代在前进，党和国家更重视法治的健全和发展，人民更盼望法治的完善。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在钱塘江畔、之江路上，这个景点上，我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一首诗作结语：
赣省临川一稚童，来杭求学师培公；
时过七二风霜路，塑像丰碑在校中。
徐煌
2017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