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9日，四川大学法学院龙宗智教授，在曾宪梓楼102教室进行了题为“印证证明的学理展开与实践应用”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王敏远教授担任主持人，胡铭教授及翁晓斌教授为与谈人，光华法学院的众多本科及硕博同学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龙宗智教授讲座）
讲座伊始，龙教授以“冯某某盗窃案”为引入案例，通过总结分析“直接证据印证度不够”的高检意见对起诉与否所产生的影响，推导出了讲座的主题——“印证证明模式”。龙教授指出，印证证明模式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中国模式”，非常看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这与西方法学界普遍认同的“自由心证”的证明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
其后，龙教授从词义解释出发，分别详细介绍了“何为印证，何为印证证明”、“印证证明可否被认定为中国刑事证明的基本模式”这两大基本问题。作为一种对于“中国特色”方法论的思考，英译“印证”的失之准确、中国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对“印证”的运用、中国政治现实及司法实务对印证的“自然选择”，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着中国是“印证”学说萌发及生长的天然土壤，值得中国学者予以重视。
接下来，龙教授对“印证证明”进行了运用层面的分析。在理论支撑方面，哲学上“融贯论”与“符合论”的概念对其由极强的借鉴意义；在逻辑管道方面，归纳逻辑及溯因推理可以充当核心的论证方法。而对于“印证证明”的适用对象，除了证据关联性较为依赖经验判断外，龙教授认为事实判断、证据判断中的客观性判断和合法性判断均可以适用“印证证明”方法，尤其是在被告翻供、原告翻证、缺乏直接证据等证明困难的情况下，“印证证明”模式对案件的侦办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基于此，龙教授也提炼出了契合规则、可靠规则等“印证证明”的八条证据规则，以期对其实践应用进行更具体的规范。
（讲座现场）
最后，龙教授对“印证证明”展开了自我反思，指出了“印证证明”规则在实践中也衍生出诸多问题，如强求印证、忽略综观验证等，并指出在如今司法责任制、审判中心主义改革风行的当下，我们更应当抓住时机，对“印证证明”进一步予以变革与完善：适当突破孤证的使用；在坚持印证主导的前提下，加强心证功能、注重追证作用，最终发挥验证功效。
在讲座的末尾，龙教授鼓励在座学子对“印证证明”有再进一步的思考，他建议可以对国外印证实践及学理研究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法分析、对国内历史学的印证证明与法学的印证证明展开跨学科的对比研究。
讲座主体部分结束后，两位与谈人分别与在场的同学共同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胡铭老师认为，作为龙教授个人特色鲜明的一个学术主张，“印证证明”模式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实务界更是受到法律工作者的热烈欢迎，这反映出此模式对中国现象所具有的极强解释力与穿透力，这是学术理论值得追求的标准与方向，但同时，对实际现象解释的成功并不能代替合理性的论证，甚至有可能成为非法行为的渊薮，这值得警惕与注意；翁晓斌老师从制度层面理解印证之所以盛行，在于中国法官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及社会信任，仅凭心证做出的裁判难以保证其说服力，因此要依赖印证，此外，翁老师还援引了现实中虚假诉讼的案例，指出在经验法则与印证要求出现相左的情况下，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可能面临着同样的证明困境。
（胡铭老师与谈）
（翁晓斌老师与谈）
作为主持人，王敏远教授也提出了自己批判性的思考建议。王老师认为在证据本身证明力及合法性未得明确的前提下，印证所追求的“不同证据内涵信息”的一致性是否等于合理性值得思考；同时任何理论的提出都应当对实务具有引导作用，这不仅体现为对“何时成立印证”的回答，更应当体现于对“何时不成立印证”的回应，换言之，需要对“印证”的具体内涵及适用范围、适用情况进行规范解释，否则粗率应用的后果可能与“印证证明”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龙教授也一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交流。
（王敏远教授主持）
作为刑事诉讼领域卓有建树的法学家，龙宗智教授带来的讲座不仅对我院师生有知识上的增益，其所展示的绵密细致的思考方式、谦虚开阔的治学态度更是青年学子向之学习的榜样；同时，各位老师的与谈交锋也为大家反思印证创设了新的切入点，其共同展现的学术交流风貌更鼓舞着有志于学的同学们自勉与努力。最后，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