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1986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旋即被分配至杭州大学（现浙大西溪校区）法律系任教，到今年已经三十四年了。
当下的人们大约已很难理解，一个本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去高校当了老师，而且，开启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这一年，我只有21周岁。
我先后担任过1984级、1990级、1999级三个本科班的班主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做班主任。
1986年秋季，是我入职后的第一个学期。刚开学，系领导就找我，说有一个班级出现了班主任空缺，决定由我来接任。于是，我立即接手了1984级两个本科班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另一个班是章立军老师担任班主任）。该班原先由宋永新、曹露两位老师担任过班主任，但分别因为赴美访学、工作调动而先后离任，我便成了第三任班主任，把学生从大三带到了1988年毕业离校。
我是1982年上大学的，其实只比该班学生高了两届，加上八十年代初尚有不少历届考生，所以班上的很多学生只比我小一两岁，还有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大的，最大的一名女生长我三岁。这种师生间的“最萌年龄差”，现在也是很难想象的了。
（二）记忆
时光倒回三十多年前，初出茅庐的我没有女友，没有私宅，风华正茂，了无牵挂。我住在校内的教工集体宿舍一幢，班上的女生住在三幢，男生住在九幢。我每次去食堂吃饭，都会穿过女生宿舍三幢的过道。当时的法律系办公室是在西二教学楼，本系的上课教室也集中在该楼。114阶梯教室几乎是每个法律系师生共同的记忆，因为很多大课都在那儿上，而每当有的老师讲课拖堂时，饥肠辘辘的同学们便会在课桌下敲打起自带的饭盆菜碗，“粗暴”地提醒老师：饭点到了。
就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我与40多位学生共同度过了两年的青葱岁月。数十载光阴流淌，我确乎已经不太记得清当年的很多细节，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碎片化的段落。记忆中，我每周都会去三幢和九幢，挨个儿地走进学生宿舍，与学生漫无目的地聊天。那时的女生宿舍没有门禁，也没有门卫，可以随便进出，进男生宿舍就更方便了。有一次我在一个男生宿舍与学生喝酒聊天，喝断了片儿，便在这个男生宿舍过了一夜。随着我跟学生真正混成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班上的各种大事小情，诸如每个学生的绰号与爱好是啥啦、哪个同学在偷偷地恋爱啦、班上有同学在食堂“抢购”大排时与体育系的同学打架啦等等，我都能知道。也正因为当年还没有任何的拖累和牵绊，多年后我有时扪心自问，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对于班主任工作确实称得上是全情投入的。我曾跟着全班学生一起去九溪十八涧快乐地游玩。我曾带着一批学生去仙居乡村搞普法和调研。最后一年有几个学生被安排到丽水的景宁法院实习，我曾坐长途汽车专程去看望他们，一起呆了好几天。
另一桩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我从1987年开始上劳动法课，还跟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合作上经济法课。1984级两个本科班共80多人，是第一批听我上课的学生。我至今记得第一次上劳动法课时，还没有讲多少内容呢，就有学生在下面喊道：老师，你讲得太快了，我们笔记记不下来。到了学期结束时，我请每个学生给我写一个纸条，给我提出意见，同学们都充分肯定了我的讲课，并善意地提了一些建议。这些纸条我曾保存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有一次搬家时不知所踪。
遗憾的是，师生间建立起的这种亲密关系，在学生毕业分配时遭受了冲击。彼时的大学生就业还实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分配方式，只有极小数学生可以留杭工作，绝大部分学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亦即返回生源地工作。此外，该届本科班还有两个“支援贫困县”的指标必须完成（我班分到了一个支援某贫困县的名额），而这两个贫困县均没有本地生源，需要从其他地区的学生中转划过去。——留杭，回家，支援贫困县……事关每个学生的人生前程，可想而知系里在具体确定每个人选时会有多么困难，而当时的我才23岁，缺乏足够的工作经验和人生历练，方式方法上肯定也有做得不够到位之处。总之，围绕着这些在当时人们看来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就业大事，我跟有些学生之间的友谊小船，到最后真的说翻就翻了。这一篇“班主任的故事”，结尾处多多多少是不够圆满的。
（三）余话
本班学生毕业后，我跟他们慢慢地失去了联络。我参加了过1984级本科毕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三次同学聚会，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我去年才换用智能手机，故直到两个月前，我才加入了他们的年级微信群，重新见到了那些既熟悉又已略感陌生的名字。本班学生中，现在已有厅级官员、大学教授、法院和检察院主要领导等等事业有成者。在前年的毕业30周年聚会上，我还得知班上有一个女生退休了，另有一个男生做了爷爷。这其实也不令人奇怪，因为大家都已渐渐地接近退休年龄了。
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几十年前的学生或是同窗，纵使我们最近见过面，但我事后回想起来时，依旧会是他们几十年前的模样，甚至连穿着打扮都是那个年代的，好象最近的碰面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班的40多名学生，依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不善于也不太愿意在班上学生毕业后仍旧与每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我做过班主任的三个本科班，师生关系大抵都是如此。逝去的岁月已然是历史，记忆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双方互相留存着对方的美好，能够淡然地回忆起当年的各种喜怒哀乐，这就已经够了。而对于我来说，更有意义之处在于：我跟1984级本科班的学生完全是同龄人，这样的记忆可以伴随我们整整一辈子。
（作于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