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汪世荣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我发言的题目是《裁判文书公开、类案检索与司法公正》，主要是谈我对最高法院2020年7月开始试行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学习和思考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建设，对法治化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可以用“数以万计”和“全球第一”来形容。中国裁判文书公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我们学术界和法学教育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最高法院关于类案检索的这一指导意见，法院系统将其称为“类案的强制检索制度”。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我国司法部门的共识是，认为类案裁判的不一致是影响司法公正最大的问题。
根据指导意见，与待决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被定义为类案。在该文件中，面对待决的案件，即我们现在需要审理的案件，存在类案的情况下，待决案件的裁判应当与之保持一致。否则，对待决案件作出与类案相反的判决，就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裁判文书公开和类案检索的宗旨是推动司法公正、促进法治进步、提高司法公信力，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类案检索的重要性。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分析：
第一，正确认识裁判的本质。裁判的本质是进行风险的管控，即管理和控制裁判的风险。裁判的风险是对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相同的案件，作出了相反的判决。所以，如果要控制裁判风险，就要尽可能使待决案件与类案保持一致性，避免相互矛盾、相互抵触。
第二，裁判文书的公开，要侧重理由的公开。如果仅仅强调裁判文书公开，那么与司法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公开的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理由不稳定，质量不高，对司法公正就难以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所以只有公开高质量的裁判文书，才能推动司法公正。只有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才能被认为是高质量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的公开、类案的检索，能否促进裁判文书的质量提高，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认为“只要公开就是公正”，那对公正的理解便显得过于狭窄、偏颇。在英美法系中，法学研究、法律检索是指对案例的检索与研究。而今天我们在强调司法公正时，如果法学教育中没有案例检索的课程，法学研究中没有关于类案的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还是限于理论、法典、条文、体系，这对于我国的司法公正很难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第三，类案的检索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还需要从扎实的研究和训练做起。对于法律职业人员而言，不可能在不研究、不训练的情况下就能够掌握这一技能。所以，我有两方面的建议：其一，法学院要开设案例检索的课程，法学研究要加大判决理由的阐释。对于具体的生效判决，它阐述了什么样的理由，作为法学研究者有义务进行发掘和阐释。其二，司法改革工作尚待进一步深入推进。最高法院在裁判文书公开之外，还实行庭审录音录像的公开。我们要着重强调判决理由的公开。这就涉及到了学术界与社会公众都在关注的“法院副卷制度”。所谓“正卷”，即律师和当事人所能够查阅的案卷；不能查阅、需要保密的案卷则称为“副卷“。副卷材料是否包括了判决理由？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我国的司法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要真正做到判决理由的公开。
回溯历史，中国法官的始祖、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法官名字叫“皋陶”。皋陶的职务是“大理”，当时的法官称作“理官”，最高司法机构曾经称为“大理寺”、“大理院”。法院是讲理的地方，裁判文书的公开和裁判理由的公开要有机结合。所谓“大理之外，没有更大；最高之外，没有更高”，“大理”意味着理由讲到此处，就应当终止，因为，此时的理由已经能够让人信服，能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公正。
不当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感谢！
记录整理：赵可凡
审核：蒋成旭 李秋璐
摄影：高兴就好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