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1日上午，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校长Andrew Perlman教授、金门大学副校长Charles Wang教授和亚利桑那大学前法学院院长Marc L. Miller教授一行访问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并举办了关于学术合作、人工智能与法学教育的会谈。
抵达学院后，光华法学院党委书记郑春燕教授对团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一起参与会谈的还有副院长施余兵，数字法治研究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李汶龙和吴亦全，以及外事秘书潘书玥。
双方在主楼208会议室展开会谈。施余兵副院长介绍了法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等基本情况。Andrew Perlman教授随后向大家介绍了 萨福克大学的整体情况，包括其在美国法律教育领域的学科声誉与排名。他特别提到，法学院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毗邻多家知名大学、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法律教育与实践的重要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与职业发展机会。
在介绍完项目概况后，Perlman 教授将话题转向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的影响。他分享了自己与ChatGPT的一次互动经历：在一次实验中，他向 ChatGPT 提供了一张普通住宅的照片，而系统通过分析图像细节，成功定位出了该房屋的精确地理位置。以此为例，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在某些 problem-solving 能力上开始超越人类时，法律这一传统上依赖专业判断与推理能力的学科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围绕这一问题，他进一步问道：在未来的法律实践中，应如何区分 AI 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tool for problem-solving），与 AI 作为决策主体（decision-maker） 的角色边界？Perlman 教授指出，理解这一界限，对于重新思考法律职业能力、法律教育模式以及法律伦理框架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Marc L. Miller教授继续从教育的角度展开讨论。他指出，当人工智能已经深度渗透到新一代学生的成长环境中，作为教育者虽然对AI作为辅助工具持开放态度，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同时，如何仍然保持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
为说明这一问题，Miller 教授引用了古典哲学中的一个著名讨论。他提到，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曾对书写文字（the written word）的普及表示担忧。苏格拉底认为，一旦人们将知识记录在纸上，记忆便被外包给了文本，人们可能因此停止训练自己的记忆能力。Miller 教授指出，这种担忧与当今社会面对人工智能时的焦虑颇为相似：当大型语言模型（LLM）能够迅速给出答案时，人们担心它会成为思考的“代劳者”。而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或许反而比文字更接近苏格拉底所期待的对话式思考。文字是单向的，它只能被阅读，却无法回应读者；而像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则是互动式的。它不仅能够回答问题，还可以追问、挑战用户的观点。
随后，吴亦全老师和李汶龙老师以具体案例回应了 Miller 教授的观点。吴亦全老师指出，新一代学生已逐渐习惯将人工智能作为教学辅助工具。例如在法学院，学生可以使用 AI 扮演律师、法官等角色，人工智能平台正在颠覆传统的law clinic模式，使学生能够更早地接触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法律情境问题。李汶龙老师则引入了AI与版权（copyright） 和 创作主体（authorship）问题，当机器通过学习人类作品生成内容时，谁才是那个“作者”？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仅是在理解现行法律框架，更是在探讨未来法律可能如何演变，以适应 AI 带来的新型创作模式。
最后，施余兵副院长与王永刚教授、Perlman 教授与Miller教授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就学术合作、学术交流等项目进行了探讨，并表达了共同推进合作的意愿。至此会谈圆满结束。
本次会谈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展开，不仅为未来的合作交流搭建了坚实的桥梁，也重新审视了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它邀请我们思考，在新的技术语境下，我们应如何重新理解媒介（media）在知识生产中的角色。人工智能之于当代社会，或许正如书写文字之于苏格拉底，又如相机与摄影之于传统绘画实践。
回顾历史，每一次信息媒介的变革都会伴随着类似的焦虑：人们担心新的技术会削弱记忆、取代思考，甚至改变既有学科的根基。然而，人工智能或许不只是对法律实践和法律教育提出挑战的技术工具，更是一种促使我们探索更多可能性，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反思知识生产方式、学科边界的重要契机。
文/潘书玥
图/厉容
